令人遗憾的是，在明显不当标准确立后，其与滥用职权标准之间的适用关系在学界并未展开深入讨论，而且为数不多的学理主张可能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
四、我国法律规范事中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具体展开 （一）多元的审查对象之界定 因应从中央到地方多元化的治理需求，我国建立了统一而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多个主体被赋予规范制定权，由此产生了多种类型的法律规范。笔者支持上述第二种观点，同时认为其逻辑可以适用到更大范围：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的权力，相关主体制定各类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权力，也可以成为合宪性审查的基础。
为确保事中审查的制度建构有章可循，有必要为其提供更加健全的规范保障。就此而言，目的合宪是进行实质合宪性审查的前提之一，将其置于形式合宪性范畴之中更为妥当。制定此类法规的条件是不属于《立法法》第8条规定的法律保留事项、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缺位以及符合本地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如果起草机构认为草案已经符合功能性标准，可以将其提交审议。
它在事后审查阶段更为重要，因为此时审查对象已经生效，审查结论需要在法的安定性与合宪性之间求得平衡。这将有助于改变事中审查工作碎片化的状态，在规范制定的全过程贯彻宪法的规则、原则与精神，从源头上降低规范违宪的概率，维护宪法秩序的统一。故避免殃及无辜股东的刑事立法意图，也就是美丽的空想而已。
[4] 田宏杰：《刑法法益：现代刑法的正当根基和规制边界》，《法商研究》2020年第6期，第81页。而当不同审判组织对同一事实认定差异过大又不能进行合理解释时，很可能会损及法秩序的统一性，进而影响司法判决的权威性。[12]例如，持有究属行为还是行为后的状态？如属行为，究系作为、不作为还是与作为、不作为相并列的第三种行为类型？自储槐植先生在《美国刑法》中首次将持有视为第三种行为类型后，[13]有关持有的解释就成为刑法学界一个聚讼至今的重大疑难问题，甚而有学者基于持有系状态而非行为的主张，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我国《刑法》第395条中的立法化，不仅首开刑事诉讼举证责任倒置之先河，而且实行的是有限制的罪错推定。查明系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所得的，则按相关犯罪而不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定罪处罚。
[7]而行政活动的开展，尤其是行政不法行为的认定，不仅要求较高的专业知识水准和公共政策把握能力，而且随着经济空间的不断拓展，行政监管的领域也日益宽广庞杂。因为在笔者看来，兼涉公序违反和私益侵害的秩序犯，实际上是私益公法化的结果。
即行政执法调查终结，认定行政不法事实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时，将案件移送刑事侦查机关，刑事侦查后续工作的开展，不影响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例如，被告人认罪认罚后又反悔的，即可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也可在普通程序中因被告人认罪认罚而转为简易程序或速裁程序审理，从而在共同支撑起庭审实质化刑事司法改革的同时，合力推动刑事诉讼模式的现代再造。第二，在法益保护实质上，刑法法益必须是公民的现代个人法益，包括实现公民生存所必需的传统个人法益，以及实现公民自由发展所必要的现代个人法益。所以，合作式诉讼是不同于对抗式诉讼的新型刑事诉讼模式。
秉持前置法定性与刑事法定量相统一的犯罪规制原则，不难发现，对上述问题的答案就在行政处罚时效和刑事追诉时效的设置，以及行政权和刑罚权配置的部门法规范关系里。由此决定，协商既可发生在对抗式诉讼中，又可栖身于合作式诉讼里。以《人民法院组织法》第27条关于人民法院根据审判工作需要，可以设必要的专业审判庭为据，由最高司法机关联合发布司法解释，就三审合一模式创新和具体运行等予以进一步明确。相反，奠基于已经完成的行政、民事诉讼基础上的刑事诉讼，其实在程序上更有利于繁简分流和庭审实质化，在实体上更有利于刑法谦抑性和恢复性司法在定罪量刑中的科学实现。
因之，协商式诉讼既不能透彻地揭示刑事诉讼模式再造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之间的有机联系，也不能为控辩双方以外的其他社会治理主体参与刑事诉讼提供足够的开放空间和制度供给，毕竟，协商只是刑事诉讼和社会治理的一种方式，其不能够也不应当担负起刑事诉讼模式现代化再造的重任。只有在行为人既不说明，也无法查明巨额财产的来源和性质，并符合该罪追诉标准的，才以该罪论处。
三大诉讼无论在价值理念、证明标准还是程序设计上均各有异，不能也不应同化为同一程序，因而三审仍应适用各自的诉讼程序。诚然，控辩双方对抗的终局结果只有一个，这一结果乃控辩双方的对抗从正反两面合力促成的产物。
[2] 〔美〕C. E.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段小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虽然对单位犯罪的刑事处罚，我国一般采双罚制，但有少数犯罪，如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不仅实行的是单罚制，而且只罚自然人，不罚单位。所以，行政机关先行举证，既是其信息公开义务的履行，又是其服务型行政的彰显。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3）重塑巡回法庭定位。因而合作式诉讼的程序简化，必须以辩方合作的自愿性、量刑协议的公平性、协商程序的合法性为根本前提和庭审审查核心，上述三大要素缺少其中任何一项，量刑协议均不可能得到法庭支持。
其次，协商是工具主义的，无所谓价值理念和方向目标，既可发生在和平时期，也可见之于战争时期，所谓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而合作是价值先导的，价值理念不同，追求目标各异，可以有协商，但难以有合作。（2）在交易、食用野生动物方面，对于有合法来源证明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立法未予明确制止。
故而实有必要对行政犯的责任主体进行梳理调整，以回应行政犯治理的现实需要，切实担负起刑法对前置法的保障使命。在行政犯的行政不法事实未能为行政机关及时发现，而刑事追诉机关已先行启动程序的情况下，或者因行政处罚时效经过导致行政处罚权归于消灭等情形下，刑事追诉程序可以不经行政处罚程序而径行展开。
而行政犯治理的前置法主要是行政法，不仅规范数量众多，所涉领域纷繁，法律关系复杂，而且世易时移，变化迅速，不但普通百姓难以窥得全貌，即使法律专业人士也难以自如驾驭。如胡某交通肇事[19]一案中，当地交警部门认定胡某在案件中与被害人负同等责任。
（2）行、民、刑诉讼交叉案件。2019年《证券法》的法律责任条文共44条，仅市场主体（不含监管主体）的不法行为类型就涉36条47种。这表明，该类行为并不因行政处罚时效的经过而丧失行政不法性，进而在为刑事司法追诉行政处罚不能的行政犯罪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奠定坚实的前置法基础的同时，又使刑事司法程序的启动乃在于补充、救济前置法制裁之不足的刑法谦抑性得以充分彰显。2.关于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坚持 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奉行谁主张谁举证，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由控方承担，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则由被告行政机关负担。
否则，没有法律职业共同体司法专门化水平的同步提升，再好的制度设计和审判模式创新都将流于形式。如此，立法扩张与司法限缩并行的行政犯治理理念，既在静态立法文本中得以体现，更在动态司法实践中得以彰显。
否则，法律不关注细微之事，如果立法本意是以刑事优先为常态，以行政先理为例外，那么，立法机关就应对在先进行的刑事制裁如何折抵在后给予的行政处罚，以及在先收集的刑事诉讼证据如何转化为在后使用的行政执法证据予以规定，以使先刑后行衔接有法可依。而合作是人类交往的高级形式，在国家行政、社会公行政和公民自律等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多方合作才是社会治理的主要范式。
就当下中国而言，刑法与其前置法的立法衔接，主要应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犯罪规制的适度扩张。行政诉讼优先，民事诉讼居中，刑事诉讼在后的三审合一程序衔接安排，既不至于因为刑事诉讼合理怀疑标准的满足而导致行政诉讼、民事诉讼过分延迟，从而既有利于行政管理秩序的尽早恢复，也有利于民事当事人私益的及时法律救济，又不会导致最后进行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降低。
而这，正是我国合作式诉讼不同于美国式辩诉交易的关键所在：美国式的辩诉交易完全由控方主导，我国的合作式诉讼则必须由法庭裁判。因而行政诉讼前置于民事诉讼，不但不会背离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相反，其本身就是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和证据收集、提交的有机组成。更为重要的是，行政犯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因行政先理为原则与刑事先理为特殊相统一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运行，而使刑事诉讼程序的繁简分流和刑事案件的合作简化处理，奠基于行政执法专业人员对行政不法事实认定和行政法律责任追究的基础之上。这样一来，不仅彻底消解了刑事诉讼程序的独立性及其对行政处罚程序的保障与监督功能，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刑事追诉时效制度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那么，三审如何合一？首先应当明确的是，合一是审判组织的合一，不是诉讼程序的合一。二是责任配置的科学调整。
虽然此类行政犯以行政不法性和民事不法性为共同的前置法不法性，但是，行政法的违反和行为之行政法不法性是行为不法的主要决定性因素，行政秩序是行政犯侵犯的主要法益，民事私益是行政犯侵犯的次要法益。其次，延伸至该刑法条文致力于保障的前置民商法或前置行政法所确立的调整性法益和第一保护性法益的本质、前置法之法体系第一保护性规范即法律责任规制的不法行为类型、配置的法律制裁方式及其制裁强度综合考量，对不法行为的法益侵害实质进行法秩序统一的实质解释，以消除因对刑法文本意义的孤立解释而将不具有法益侵害实质的行为认定为刑法上的违法行为，从而实现刑事司法适用解释的实质正义。
如果一定要下定义的话，那么‘现代化可以定义为：反映着人控制环境的知识亘古未有的增长，伴随着科学革命的发生，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各种体制适应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过程。而这正是公法化的私权与纯粹私法领域里的私权的根本区别所在，也是环境污染、知识产权、金融诈骗等领域侵权案件的认定难点和治理关键所在。
